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体系面临重大考验，养老金融如何满足银发经济下的多元化需求？9月7日，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金荦，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圆桌讨论。以下为讨论发言部分原文。

“以人为本”的养老金融体系

主持人：本次圆桌将深度讨论中国如何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首先是关于养老金融政策的讨论。近年来我国在养老金融领域推出了很多重磅政策，包括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加强金融对养老产业的支持等。对标国外养老金融体系和我国养老需求，经过长期努力后，我国是否仍存在养老金融体系的短板？

张晓慧：养老金融是每个人都会关注的问题，因为年轻人家里有长辈，而临近退休的老年人更会关注这一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不断变老的路上。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9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5.4%。这组数据意味着我国已实打实地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对余生的生活状态和金融服务都非常关心。

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五篇大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养老金融，这让养老金融得到了进一步重视。过去两年，我国在个人养老金顶层设计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个人养老金制度也在36个城市和地区先行实施，这标志着中国养老“三支柱”已经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并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完善。

尽管大家都很关注养老金融，但对养老金融的关注重点仍各有不同。一直以来，多数人更关注养老金的“钱”从哪里来，包括如何建立“三支柱”、增加个人养老账户的本钱、通过资产管理在保值基础上实现养老金的增值，关注的重点聚焦在“钱”上。确实，目前全社会的养老金缺口较大，必须高度重视，设法解决。但在我看来，“钱”对于养老而言固然十分重要，但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除了要有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还应该包括养老服务金融。这三个板块缺一不可。

高善文博士提到：一切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都是人，这在养老金融的问题上同样成立。金融的本质就是服务，而服务的终极对象主要也是人。人在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金融服务，好的金融服务应该丰富到足以满足并覆盖不同生命阶段的需求。

在逐步走向深度老龄化社会时我们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深度老龄化社会有几个显著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是“长寿”。前段时间北京市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民的平均期望寿命是81.35岁，到2023年已增至82.51岁，非常长寿。但伴随长寿而来的，是人的认知能力、行动能力的下降。第二个重要特征是“空巢”。子女不在身边，没有亲人帮助进行账务管理和财务决策。第三个重要特征是金融素养不足，针对老年人的欺诈、经济虐待等财务风险与日俱增。

诸如此类健康和财务风险的叠加使得老年人对金融服务有了新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老龄后的生命周期里不仅需要有人帮助他们从财务规划角度进行长、短搭配的多资产配置，更需要有人为他们提前考虑失能、失智以后账户及财产的有效管控和有序传承。这一切都要求和督促金融机构必须“以人为本”，围绕老年人的新需求加强养老服务金融的研究与布局，深化养老金融服务的供给侧改革，为老龄人口提供量身定制的“一揽子”金融服务。总之，养老金融的关注点不仅应当聚焦在“钱”上，更要逐渐向“人”回归。

解读“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主持人：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这一问题备受关注。请您解读一下延迟退休政策。

郑秉文：第一，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但退休年龄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我国0岁组寿命预期是35岁，联合国数据是44.6岁。截至2024年8月，我国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6岁（卫健委统计数据）。预计到2035年，我国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会进一步提高到82.8岁（联合国数据）。而1949年我国60岁组人口平均预期剩余寿命是11年。到2023年，60岁平均预期剩余寿命提高到22年。预计到2050年，60岁组预期剩余寿命25.8年。

纵观发达国家，基本都是65岁退休，个别国家退休年龄正在向67岁过渡，比如美国正在渐进式改革，今年退休年龄是66岁零6个月，明年66岁零8个月，后年会达到66岁零10个月，2027年会达到67岁。日本和德国也在从65岁迈向67岁的改革路上。

相比之下，中国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是60岁，女性工人退休年龄是50岁，女性干部退休年龄是55岁。考虑到女干部人数较少，如果对其忽略不计，男女平均退休年龄约55岁，比美国、日本66岁、67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提前至少11—12年，差距十分悬殊。

第二，解读“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过去十多年来，中央文件关于延迟退休的论述都比较简短，今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内涵颇丰。

一是首次提出“自愿、弹性原则”。这句话以前没有，是新加的，什么含义？我个人学习理解是，目前很多国家都已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比如美国以往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公民有权提前2年在63岁退休，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另一方面，如果公民选择在63岁退休，那么退休金也会相应低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弹性”原则。既然有“弹性”，那么就必须要自愿，让参保人自己有选择权，所以，自愿与弹性二者密不可分。

二是继续强调“渐进式”原则。我国早在七、八年前就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本次进一步深化了对该概念的理解。根据目前我国生育、托育、养育的家庭负担情况和家庭经济现状，渐进程度恐怕会更加明显，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央在制定这项政策时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实际需求和情况。“渐进式”意味着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既然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公布，估计很快会出台具体方案（编者注：9月13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明确从2025年1月1日起将启动延迟退休改革）。

第三，关于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就业，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没有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公共部门延迟退休与总体就业“低相关”。我国有4千万编制内的公共部门岗位。如果大家都竞争编制，那么延迟退休确实会影响就业。但实际上2024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录用人员共3.96万人，而同期毕业生1176万人。这意味着100个人里只有0.34个人可以获得编内岗位。

在这种情况下，编制内人员延迟退休的节奏很慢，一年只有几个月，好几年才提高一年，并且还增加了“自愿、弹性”的原则，这样算下来，编制内人员的延迟退休对每年吸纳毕业生比例的影响很小，对总体就业的影响几乎也可以忽略不计。即使这一点点影响，也被稀释在了渐进式地提高退休年龄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前4年几乎没有影响，即使有影响，相关性也非常低。

二是私人部门延迟退休与总体就业“不相关”。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10年代，希腊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失业率都在12%—20%。同期美国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失业率仅为5%左右。

由此可见，退休年龄高低和失业率高低并不相关。20年前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到会有这么多新业态出现，也无法预测到这些新业态可以容纳上亿人就业。所以私人部门延迟退休与就业是不相关关系。私人部门每年吸纳了绝大多数毕业生，是毕业生雇主的主体，与私人部门相比，公共部门每年腾退的编制可以忽略不计。

进而，私人部门的发展和吸纳毕业生的情况，主要看经济发展，所以，就业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如果经济不发展，即便降低退休年龄，也不会阻止失业率的扩大。这是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的相关性、经验性分析结果，以往的就业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过去我国和美国的退休年龄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养老金筹集制度设计的国际经验借鉴

主持人：社保基金理事会是最大的基础养老投资机构，长期保持优秀的保值增值业绩。当前我国养老第一、二、三支柱的缺口似乎无法避免。对标国际经验，在养老金筹集制度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金荦：养老金金融是养老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养老金筹集的制度安排与养老金的资产管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今天，我想主要分享养老金筹集制度设计方面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老龄化的持续深入、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各国养老支出显著提升，需要在养老金制度设计上不断改革完善。总体来说，呈现出两个较为明显的趋势。

一是由单支柱向多支柱转变，特别是提高二三支柱占比。养老金制度发展初期，各国主要依靠第一支柱为退休者提供养老保障，但在养老金可持续性承压的背景下，各国趋向于鼓励创建企业/职业年金（第二支柱）和个人养老保险/储蓄（第三支柱），希望扩大二三支柱比例、构建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这种多支柱的模式也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养老金制度发展的普遍选择。

养老金七强国家（全球养老金规模最大的7个国家）中，除日本外，二三支柱的比例均较高，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的二三支柱占养老金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92%、87%、97%。另如，在OECD国家中，第二三支柱整体占89%。当前中国二三支柱占养老金总资产的比例约为42%，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是由待遇确定型（DB型）向缴费确定型（DC型）转变。按照养老金金额的确定方式，养老金计划可划分为两种：一是待遇确定型（Defined Benefit Plan，简称DB型），即养老金的收入和支出都在一个“统筹账户”中，劳动者退休后领取的金额根据工龄、职位等确定；二是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简称DC型），劳动者的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并将个人账户资产进行市场化投资运作，劳动者退休后领取的金额根据个人缴费情况（多缴多得）及个人账户实际运作情况确定。

多数国家在建立养老金制度之初都以DB模式为主，现收现付，不追求较高的基金积累余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DC模式。近十年来，养老金七强国家中，DC型计划整体占比从37%上升到58%，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DC型养老金计划的占比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美国、澳大利亚的DC型养老金比例较高，分别为67%和88%，即便是日本、加拿大这种有DB型养老金传统的国家，目前也在逐渐朝着DC型发展。

目前我国的养老金计划仍以DB型为主，DC型的占比偏低。需要说明的是，养老金体系的制度设计应统筹考虑多种因素，如覆盖率、性别平等、福利充足性、管理效率及成本、财务可持续性与精算平衡等。养老金制度没有一个最佳模式，应该综合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并根据情况变化动态调整，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挑战。

银行要发挥自身优势改进养老服务金融供给

主持人：基于第一轮讨论，我们再谈谈养老金融的具体实践。首先请教张晓慧老师，第一轮您提到供给侧不足，“以人为本”的精神不太够，养老的短板仍然存在。围绕当前老年人需求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您有哪些深入思考和建议？

张晓慧：目前养老金融三大板块中，最大的短板是养老服务金融，需要下大力气改进。

随着信息科技进步，尤其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传统银行业面临非常大的冲击，业务空间不断压缩。但这其实也为养老服务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数据来看，2013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平均离柜率为63.23%，到2019年则升至89.77%，这意味着基本不需要去网点，在手机、电脑上就几乎可以办理绝大部分的银行业务。而且随着银行网点的撤销，仅2017年—2021年，国有四大行（工农中建）的员工人数就减少了5万人，但总数仍超过150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有效信贷需求下降，银行的传统存贷款、支付业务增长放缓，本就需要寻找新的赛道，来弥补原核心银行业务潜在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养老服务金融中存在着大量待开垦的金融服务处女地，庞大的银行员工队伍可以转向养老服务金融，以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一定程度上弥补养老金的不足。

因为所有的重大财务事件无一不与银行账户密切相关，所以商业银行作为养老服务金融的优质载体，理应牵头来补上养老服务金融的短板板块。比如，针对失智老人提供的账户授权、公证、第三方处置方案、账户监控等服务；针对失能老人提供的数字账户、账户授权、联名账户、账户监控等金融服务；针对离世老人提供的财产继承等相关金融服务等。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养老金融服务供给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显然还不足，与需求的匹配度仍有着不小的差距。

下一步，商业银行可以把个人养老金账户作为基点和载体，将银行、资管、保险等金融服务与健康、养老护理、法律咨询等非金融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整合养老服务业上下游资源，构建起一个横向可覆盖多品类养老产品和服务、纵向可覆盖全生命周期养老规划的综合性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牢牢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以真正提升老年客户生活水平为核心目标，用简单的方式让老年人了解全生命周期的计划，在老、病、死等关键节点，对各类财务安排做到心中有数。

当下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且正在走向长寿时代，但百岁人生，人人带病长期生存，所以未来健康和养老就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大规模的经济。养老金融尤其是养老服务金融必然大有用武之地。

如何培育长期资本和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

主持人：近期关于培育壮大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耐心资本，为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长期投资的呼声比较高。客观地说，过去这些年，养老金等长期资金这方面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是什么原因限制了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的发展？

金荦：这段时间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确实是高频词。一般来说，养老金、保险资金非常适合扮演这一角色。制约“长钱长投”可能有很多因素，今天我想重点谈谈考核这一因素。大家知道，考核是“指挥棒”，如果没有建立相对应的考核机制，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作用可能难以发挥。当前考核机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考核的短期化倾向。养老金一般由市场化选聘的管理人受托管理，目前对受托人的考核大多采取年度考核。在实际投资运作管理当中，一些委托机构甚至对受托人的经营业绩按月度/季度排名。同时考核指标也趋于短期化，如采用年度收益率、当期利润作为考核依据，很少采用3年或者5年甚至更长周期的滚动收益率作为考核指标。

二是缺少合理的尽职免责容错空间。拉长期限看，权益类资产可以为长期资金提供较高的收益。但投资人进行权益类投资，特别是私募股权投资或者风险投资等另类投资时，很难做到每个项目都盈利。很多时候一只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组合，仅靠部分项目的高额回报就能给投资人带来满意的收益率。一般说来，外部监督检查更多关注一只基金投资失败的项目，容易质疑其投资决策的合理性、怀疑存在利益输送等违法违纪行为，缺少对市场变化等客观因素的考量和包容。

上述考核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导致投资机构因短期业绩考核压力“追涨杀跌”，放大资本市场短期风险，也不利于养老金获取跨越周期的超额回报，抑制养老金“长钱长投”优势的发挥。

其次，也会制约养老金权益类资产比例的提升。一般来说，权益类资产是长期资金获得长期稳健收益的重要途径，但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波动性。如果相关考核过于注重养老金的短期波动，可能制约其对权益类资产的投资力度。

此外，这些问题也会导致本可以驾驭更高风险从而获取更高收益的养老金管理人降低其风险容忍度，进而影响长期收益率的提升。

基于此，我们呼吁建立符合长期资金投资特点的考核评价机制，使以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真正成为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个问题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明确要求“提高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的权益投资比例，开展长周期考核”。2022年11月，证监会发布实施《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明确提出“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产品业绩、人员业绩的考核周期不得短于5年”。2023年10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引导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加强国有商业保险公司长周期考核的通知》，明确对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实施3年长周期考核。

我们希望类似的长周期考核制度可以落地见效，以促进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在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赋能科技创新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主持人：目前大家都很关注第三支柱下的个人养老金账户问题。自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账户实施以来，开户人数确实很多，已经达到6000万人次，但仅有22%的账户完成缴存，且人均缴存金额仅有2000元，似乎存在开户热、缴存冷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郑秉文：从基本评价上看，我国养老第三支柱落地时间只有一年半多，不到两年，但覆盖率很高，显著超出预期。在36个试点城市的16岁到64岁人口中，6000万账户开立人数占比22.6%，高于美国20%的水平。考虑到美国养老第三支柱已成立50年，而我国仅试点一年半多，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全球建立养老第三支柱的国家中，有的覆盖率很低，仅有2%的水平；有的覆盖率很高，甚至达到100%。总体来看，中国养老第三支柱的试点成绩不错。在所有国家，覆盖率是决定第三支柱成败的关键，没有覆盖率也就没有后续的问题。

但存在的问题也非常严峻。自2022年11月我国养老第三支柱建立以来，已有一年半多时间，但有两年半多的缴费期。如果按照1.2万元/年计算，6000万人的缴费规模大约将近2万亿元，但目前实际只有500亿元，差距十分悬殊。

居民不缴费的原因很多，包括经济下行、收入减少、消费降级等。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养老金收益率过低。将资金放在收益率更高的地方，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并不需要动员和教学。储蓄、银行理财、养老保险、公募基金这四类养老产品中，除保险和储蓄产品不是负收益，其余很多都是负收益，跌破净值的产品比比皆是。老百姓将钱投入账户后，如果赚钱就会继续投资，如果亏钱就会转为储蓄。因此这种负效应对居民缴费意愿影响非常大。如果长此以往，第三支柱将有名无实。

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加快推进改革，包括制度内和制度外改革。所谓制度外，就是繁荣资本市场，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为在低利率时代，依靠固收类的储蓄、保险产品很难获得有吸引力的收益。而且养老账户资金必须要到60岁才能取出，资金要锁定几十年，这很难说服投资者。所以核心还是要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去年以来，中央在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方面的改革措施出台了很多，这也是提振第三支柱投资者信心的重要方面。

同时，制度内也有改革的余地，可以进一步扩大养老金融产品范围。目前只有四类产品，同质性竞争比较严重，建议开动脑筋促进产品创新。比如有些产品收益率很好，可以扩大使用范围。例如一些只针对企业年金的集合计划，能否把它变成零售产品，向第三支柱进行提供？

我觉得这在制度改革设计层面是可以实现的。因为“集合计划”过往20年的历史收益率对投资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市面上也很难买到收益率更高的投资产品，因此只要监管策略稍微调整，就可以扩大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提高产品的收益率，提高投资者加大缴存力度的信心。

再比如要打破旧有的传统观念。资管新规前，银行理财都是短期产品，期限平均在3、4个月。但目前银行理财产品期限拉长到一年，并且基本实现净值化管理，打破刚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

资管新规前，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相当不错。为挽救养老金制度，能否申请一定的豁免权？因为制度有时也需要拯救。2001年小布什实施社保制度改革，成立了“拯救社会保障制度委员会”。英国也成立了PPF养老金保护基金（Pension Protection Fund），相当于DB型的养老金保护基金。

由此可见，养老金制度是需要保护的、需要拯救的，那么，保护和拯救养老金制度有时需要用特殊办法。我国自2007年张罗“第三支柱”以来，直到2018年才开始试点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但截至去年参与人数只有5万人；因此才有了“规范发展第三支柱”，才诞生了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个过程极为不易，至今持续了十七年。当前，在资本市场整体低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些勇气和情怀进行适当“突破”，目的是拯救这一制度。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国家大中型工程，如果收益率比较好，能否也可作为产品发放给第三支柱？我觉得是应该的。

关于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问题。长期资本只有三个来源：养老金、保险资金、捐赠基金。共同基金只是长期资本的投资工具，其中有保险资金、养老金等不同的资金来源。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很少。但如果没有长期资本，没有风险投资，没有技术创新，要立足于21世纪将十分艰难，因此就要靠政府引导资金，靠财政出资来撬动社会资本。但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财政出资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越来越难以撬动。

（受访者张晓慧系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金荦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郑秉文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整理自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之外滩圆桌“养老金融如何满足银发经济下的多元化需求”上专家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