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制度，“营改增”与简并税率政策通过税收抵扣和税率优化，驱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及产业转型升级。本文基于2009—2021年A股数据，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增值税改革效应，发现“营改增”和简并税率显著提升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聚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互动，突破“营改增”与简并税率割裂分析的局限，量化两政策的阶段性贡献，验证了政策协同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特别地，本文从融通耦合与协同创新视角，区分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政策效应，实证揭示“营改增”与简并税率政策通过强化制造业外购需求和缓解服务业融资约束的双重路径，显著促进了服务业升级，凸显了增值税改革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营改增”；简并税率；新质生产力

研究背景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一政策方向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作为现代实体经济的关键支柱，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互动日益受到关注。服务业通过渗透和黏合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业，在产业协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增值税作为现代财税体系的核心税种，其改革在促进产业融合与创新中具有独特意义。增值税税制改革通过调整税收结构，兼顾了激发市场活力的微观政策与畅通经济循环的宏观目标。增值税改革的目的不在于减税，其最终落脚点应是打通制造业、服务业增值税抵扣链条，以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创新性配置。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聚焦于服务业在增值税改革中的核心角色，突破“营改增”与简并税率割裂分析的局限，通过验证两政策在促进服务业升级方面的政策协同性，并从服务业与制造业融通耦合的视角揭示外部需求拉动与内部资源优化的双重路径，来凸显增值税改革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驱动作用。

主要内容     

　　本文涉及2012—2016年“营改增”扩围政策和2017—2019年三次增值税税率简并政策，从服务业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解析“营改增”和简并税率对服务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基于理论分析，提出本文待检验的假说，即增值税改革促进了服务业升级，且增值税改革通过增加企业外部需求和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促进了服务业升级。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分两政策时段设计处理组生产性服务业和对照组生活性服务业，对增值税改革效应进行DID准自然实验检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营改增”和简并税率政策显著提升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其次，本文利用PSM-DID方法模拟自然实验，将财政补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依次加入基准模型排除竞争性假说干扰，并利用平行趋势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从外部需求和内部融资约束视角，对“营改增”和简并税率政策对服务业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

结论及观点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营改增”和简并税率政策显著提升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第二，机制分析显示，政策通过增加制造业外购需求促进了服务业的升级，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驱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基于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在继续对先进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留抵退税、缓解融资约束基础上，重点降低销项税额税率。一方面，通过降低制造业流转税税负，增加对服务业需求；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和不动产租赁，改善服务业税负。第二，税制简化是重要的改革方向。为减少征纳成本，增值税改革应以简并税率制改为主，留抵退税优惠为辅。此外，鉴于我国现有经济水平，实施一档低于13%的标准税率和一档优惠税率来逐步推进，以适应调整流转税增加直接税比重的税收制度改革方向，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第三，打破市场分割，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第四，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将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现在增值税税收抵扣机制内，完善人才税收激励机制，助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边际贡献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针对现有研究忽视服务业核心角色的不足，聚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互动，基于2009—2021年A股数据，实证分析增值税改革对服务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其次，突破“营改增”与简并税率割裂分析的局限，通过量化“营改增”与简并税率对服务业升级的阶段性贡献，验证政策协同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最后，从服务业与制造业融通耦合与协同创新的视角，揭示了增值税改革通过强化制造业外购需求和缓解服务业融资约束双重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制。本文区分了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的政策效应，发现增值税改革通过增加外部需求和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了服务业的升级，凸显了增值税改革在产业协同中的关键作用。

（作者单位：胡晓东系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杨艺斐系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黎宇霞系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