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化进程遭遇严重冲击，跨国公司适应性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全球供应链发展呈现本土化、多元化、数字化等新趋势，对跨境支付提出了新的要求。跨境支付互操作性能够满足供应链本土化跨境支付需求，支持供应链多元化拓展；跨境支付便捷性可以提升供应链资金流转效率，助力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跨境支付安全性有助于缓解金融制裁风险，抵御支付网络攻击。跨境支付互操作性、便利性、安全性的优化改进为全球供应链变革提供了应对方案。
关键词：跨境支付体系；全球供应链稳定；跨境互操作性；跨境支付便捷性；跨境支付安全性
一、全球供应链变革的典型特征
自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不断精细化，各国生产活动间的互补性也日益显著，这导致全球价值链中任何一环的中断都可能波及整个生产链条。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跨国公司纷纷对全球供应链布局做出适应性调整，促使全球供应链呈现本土化、多元化、数字化等新趋势。
一是全球供应链本土化。供应链本土化是指将原本跨国或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中的一部分或全部环节重新定位或转移至本国内的策略。在全球化时代，供应链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使得企业面临诸如地缘政治风险、自然灾害、贸易政策变化等外部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供应链本土化的策略通过减少跨国物流和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增强了企业对市场波动的适应能力。近年来，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税收激励、提供资金支持和补贴、加强对本土技术和创新的支持等，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咨询公司Kearney曾调研过美国制造部门高管和CEO，发现几乎所有行业都有超过80%的企业制定了在未来3年内将制造业务部分回流的战略。根据该公司的调研结果，2022年已有38%的企业回流其全部或部分制造业务，46%的企业决定在未来3年内回流其部分制造业务，这意味着到2025年将有超80%的美国企业部分或全部回流其制造业务。
二是全球供应链多元化。供应链多元化是指企业在采购和供应环节中，不再依赖单一或少数几个供应商，而是选择多元化的供应商组合，以降低风险、提高灵活性和响应速度，同时降低成本。为了维持供应链安全稳定、增强竞争优势，跨国公司供应链多元化趋势愈演愈烈。欧洲方面，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原材料短缺，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为降低成本和避免供应链中断，2022年欧洲转移供应链的公司数量同比增加了一倍，40%的欧洲企业高管表示将重新配置供应链，实现多样化供给。美国方面，为片面强化自身国家经济安全，遏制新兴国家科技进步，美国政府动用“脱钩断链”“友岸外包”等手段，以确保产地、原材料的多元化。
三是全球供应链数字化。全球供应链数字化以大数据为基础，核心产品数字化为核心，通过优化重构供应链流程，减少信息不对称，以数字技术为依托，降低交易、物流和人力成本，形成具有柔性、模块化和以用户为中心的生产模式。其中，跨境电子商务作为全球供应链贸易方式数字化的典型代表，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供应链末端的应用，推动了销售渠道的深刻革命。中国2023年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高达2.38万亿元，同比增长15.6个百分点，参与跨境电商进口的消费者数量已达到1.63亿。中国的跨境电商贸易伙伴已遍布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范围从传统的欧美日逐步扩展至东南亚、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地区，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全球供应链变革给跨境支付带来新挑战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需要支付结算系统实现资金跨国和跨地区转移，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跨境支付体系的高效配合。全球供应链变革给跨境支付带来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跨境支付互操作性。全球供应链变革加剧了跨境支付的复杂性，给跨境支付互操作性带来挑战。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各自的支付清算系统。为了实现跨境支付，需要通过一定技术或法律兼容性的安排，将自身的支付清算系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系统对接，这就是所谓的互操作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已经形成集聚特征。例如，汽车产业供应链形成了以德国、美国、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区域供应链，化工产业供应链则主要集聚于亚洲地区。然而，相较于生产集聚于少数国家，供应链本土化、多元化可能会导致全球生产布局更加分散，跨境资金流转更加复杂。不同国家和地区跨境支付系统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货币监管主权和制度也有较大不同，导致跨境支付互操作性不强。在时间上，出于运行成本的考虑，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支付系统都是在工作日的部分时间开放，但某些交易涉及的两个国家和地区在时区上有差异，也导致跨境支付系统开放时间存在差异，双方仅可在系统开放的重叠时间里进行交易，而在其他时间内就会出现交易的“空窗期”，这提升了跨境支付乃至供应链的时间和成本。在标准上，各国家和地区存在法律法规的协同兼容和数据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不利于系统互联互通，也降低了系统合规性监测的效率。
二是跨境支付便捷性。全球供应链变革导致全球贸易网络涵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对跨境支付便捷性提出更高要求。跨境支付漫长的流程、繁复的手续、高昂的费用向来受到各方的诟病，低成本、高效率的跨境支付系统始终是各方追求的目标。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说，低成本高效率的跨境支付能够节约供应链的成本，是各国企业在选择上下游贸易对象时会考虑的重要方面。具备低成本高效率跨境支付系统的国家和地区也能够在供应链合作中获得一定的优势、提升供应链合作黏性，并能够基于高效的跨境支付系统发展大规模、高频率的跨境贸易业务，从而极大地开拓跨境市场渠道，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服务水平。此外，全球供应链变革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供应链，但是新兴市场货币的跨境支付需要经过更多的金融中介，这导致交易成本更高、时间更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受到银行收入下降以及监管政策的影响，从事跨境支付服务的银行数目大幅下降（Rice et al.，2020），这使得新兴市场货币的跨境支付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也带来交易效率降低的压力。
三是跨境支付安全性。跨境金融信息安全和稳定与每个跨境业务参与者和金融机构都息息相关，如果无法保证跨境支付安全性，就会出现支付暂停、资金丧失、信息泄露等问题，严重时会引发供应链中断的风险。随着逆全球化局势和网络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国际制裁和针对跨境支付系统的网络攻击成为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威胁。一方面，近年来地缘冲突加剧，国际金融制裁频发，对供应链稳定造成直接威胁。在目前的体系下，许多国家依赖SWIFT进行跨境支付。SWIFT系统名义上保持中立，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国际银行间组织，但是自“9·11”事件后，美国以“国家安全”和“反洗钱”为由，逐步获得SWIFT系统的主导权，全面掌握全球范围内跨境支付信息，使原本属于跨境支付领域的公共产品私物化，部分国家的金融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为供应链建立了支付系统、业务系统等一系列基础设施，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网络攻击面和供应链威胁。近年来，数据泄露、勒索攻击、木马病毒等现象频发，NPM存储库的大规模供应链攻击事件、Spring4Shell漏洞攻击事件等安全事件都给供应链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供应链安全问题已经不容忽视。而利用僵尸网络对信息基础设施发起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攻击）也日益普遍，并成为国与国之间对抗的主要手段。在这种环境下，由于特殊的金融地位和交易数据聚集的特点，跨境支付系统受到攻击者的“关注”更多，相应的安全威胁也更大。
面对现行跨境支付面临的主要问题，二十国集团制定了增强跨境支付的路线图，并提出了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优化的步骤，以期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实现更快、更便宜、更透明、更具包容性的跨境支付服务（FSB，2020）。其中，以互操作性（在广度上实现支付系统广泛互联）、便利性（在深度上实现跨境支付快速便捷）、安全性（保证跨境支付安全可监管）为代表的跨境支付体系优化能够为全球供应链变革提供应对方案。
三、跨境支付互操作性对供应链稳定的边际改进
（一）跨境支付互操作性满足供应链本土化跨境支付需求
经济全球化以来，为了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和扩大市场，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积极开展全球化布局，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高速增长。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推动供应链回流进程，即促进本国在海外的公司回归本土。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提出了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从而开启了美国制造业的回流进程。随后，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至2020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其政策重点包括美国优先、能源独立，并通过实施关税壁垒和对华科技脱钩来推动制造业回流。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冲击，美国也遭受了供应链中断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拜登政府自2021年起加大了政策力度，颁布三大法案来加强科技领域的管制，并加速制造业企业回流。根据科尔尼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美国从亚洲14个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制成品总额占其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的比例从2021年的14.49%下降至2022年的14.1%。同时，自2019年以来，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增长首次超过了从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长，进一步凸显供应链本土化的趋势。从全球产业布局来看，美国政府为确保供应链安全和促进制造业回流，连续颁布了《芯片与科学法案》《无尽前沿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等多项重要法案。这些法案通过提供产业政策指导、巨额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强化创新能力等手段，重点支持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关键行业扩大本土先进制程的产能。与此同时，欧洲议会也批准了《欧盟芯片法案》，旨在支持欧洲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在亚洲，日本同样在积极行动，2022年8月，八家日本公司联合成立了名为“日之丸半导体”的合资企业，计划于2025年推出2纳米级别的国产半导体产品，旨在实现高端半导体的国产化。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全球电子和机械设备等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高技术含量环节正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时期，跨国企业在上下游企业集聚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建厂，供应链可以通过本国和地区内部支付系统完成交易。但是随着政策推动的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大量企业迁移，越来越多的供应链交易需要依托跨境支付系统，且进出口双方通常会面临使用不同跨境支付系统的情况。在时间的互操作性方面，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提出了延长和调整跨境支付系统运营时间的三种方案，包括逐步增加工作日的运行时间、延长非工作日的运行时间以及扩展到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全天运行（CPMI，2023），各国家和地区也开始致力于延长自身支付系统的运营时间来拓展跨境支付服务。在标准的互操作性方面，78%的国家和地区目前正在使用或计划采用ISO 20022作为跨境支付系统的数据传输标准，SWIFT也计划到2025年将通过其网络发送的所有跨境支付信息转换为ISO 20022格式（CPMI，2023）。更结构化、标准化的数据格式提高了系统互联互通的可行性，也能够提高系统合规性监测的效率。在此背景下，跨境支付互操作性的提升有望避免技术上的“断链”风险，保证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迁移之后仍能正常开展交易。
（二）跨境支付互操作性支持供应链多元化拓展
近年来，出于维持供应链安全稳定的目的，欧洲、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始推行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对于本国产业较为薄弱、需要依赖其他国家企业的环节，选择不同的供应商。例如，欧洲方面，在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双重危机之下，欧洲供应链中断的问题凸显，大规模的石油和天然气禁运加剧了欧洲原材料短缺，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德国芯片短缺导致2022年年初汽车产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2%。调查显示，为了降低成本和避免供应链中断，2022年欧洲转移供应链的公司数量同比增加了一倍，40%的欧洲企业高管表示将重新配置供应链，实现多样化供给，降低成本、增强韧性。与之类似，美国的贸易伙伴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自2018—2023年，总体来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占比经历了两轮下滑。具体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从2018年的5392.43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4272亿美元，降幅达到20.77%。与此同时，越南和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则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从2018年的491.58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的1275.2亿美元，尽管在2023年下滑至1130亿美元，但6年内的平均增长率仍达到了129.87%。而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在2023年达到了4756亿美元，较2018年的3442.72亿美元增长了38.14%。目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占比约为13.9%，而从越南进口的占比已上升至4.2%，从墨西哥进口的占比更是上升至15.4%，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
供应链多元化需要全球供应链采购渠道和销售渠道的多元化，即跨国公司需要将采购和销售渠道拓展到某个地区的多个经济体或是全球范围内的多个地区，以分散风险和降低成本。而在拓展供应链采购渠道和销售渠道的过程中，跨境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国企业的选择。当两国之间的跨境支付系统难以实现互操作时，也就难以实现供应链的拓展。而当一国跨境支付系统被广泛应用或能够与多个其他跨境支付系统实现互操作时，该国企业在选择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时能够有更大空间，从而在供应链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主动。跨境支付系统互操作性的提升，能够较好地应对供应链本土化、多元化趋势给供应链稳定带来的挑战。随着原有供应链贸易伙伴企业进行区域化和本土化迁移，供应链多元化需求提升，各国越来越需要通过提升自身跨境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来保持与原有贸易伙伴企业的正常交易，并拓展其他国家的合作企业，从而降低“断链”风险，提升供应链厚度，进而在技术层面保障供应链的稳定。
四、跨境支付便捷性对供应链稳定的边际改进
（一）跨境支付便捷性提升供应链资金流转效率
跨境支付涉及账户体系、支付流程、资金管理、货币兑换、信用评估、风控防范等核心业务。提高跨境支付便捷性，支持银行快速获取海外资金收付能力，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建立自身的跨境数字化服务平台，实现服务客群的延展和服务领域的拓宽，能够提升供应链资金流转效率（宋科、孙翼，2024），更全面地助力跨境电商、外贸企业、科技企业“走出去”。
提升跨境支付便捷性，有利于促进企业全球化和加速贸易数字化，为国际贸易发展赋能，帮助企业实现商业扩张和全球增长。近年来，一批跨境支付企业加强科技创新，通过数字化赋能，大幅提升了资金流转效率，较好地适应了供应链变革。例如，国内跨境支付企业PingPong推出了创新的“数字商务支付和贸易融资一体化解决方案”，建立起跨境收款、外贸B2B收付款、全球收单、全球分发、供应链融资、汇率风险中性、企业费用管理、SaaS企业服务等多元化的产品体系，为全球中小企业、科技企业及金融机构提供一站式的跨境贸易综合服务。在清算服务方面，PingPong通过大数据平台把零散的中小型跨境商业清算整合为集中清算，并将创新技术应用到智能风控、智能审核等实际业务场景中，建立了智能化的KYC/AML系统，从而节省了不必要的中间流程汇损及手续费用，据统计，和过去传统的跨境支付相比，PingPong能帮助跨境卖家最快实现秒级到账，资金周转效率提升10倍，跨境支付交易费用降低95%①。在风险合规方面，PingPong的创新业务方案经过国内外多重合规检验，严格遵循国际反洗钱公约以及监管机构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其境外资金存放于国际一级清算银行的备付金账户，受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的双重保护，境内资金100%由持牌支付机构及境内银行处理，确保客户资金和金融交易安全。该方案的相关实践解决了银行等现有的跨境结算体系与外贸新业态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提升金融服务外贸新业态的数字化水平、包容性和延展性，适应全球供应链变革，切实帮助中小型外贸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二）跨境支付便捷性助力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
跨境电商发展势头迅猛，成为供应链数字化的典型特征之一。但是跨境电商的参与者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它们的资金链相对脆弱，交易链条冗长且复杂，中小微企业在处理收单与结汇时经常面临收费不透明、资金安全缺乏保障、收款周期长等难题，这意味着跨境电商对跨境支付具有更高的要求。
跨境支付便捷性带动跨境支付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有望降低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的交易成本，助力其进一步发展。相较于传统外贸模式，跨境电商所呈现的“小额、高频”线上交易场景更适合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的跨境收款服务。而移动支付和跨境支付等技术的不断涌现，为跨境电商提供了更高效、便捷的支付解决方案。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推动了支付行业的发展，为跨境电商的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持。各国第三方支付平台借助大数据与智能技术，实现跨境电商平台T+0资金结算，同时快速完成资金兑换流程以减少平台的汇率波动风险，帮助跨境电商平台理顺交易数据与订单收款周期等运营数据。国内方面，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数据赋能的同时，加大与商业银行的合作，不仅提高了资金结算效率，还衍生出众多解决跨境电商业务痛点的创新型金融产品。例如“汇付天下”与银行正合作推出“物流贷”，帮助跨境电商平台尽快将销售款用于支付跨境物流费用，从而获得更多海外物流库存空间以突破物流瓶颈，提高跨境支付便捷性。目前，跨境支付领域已经逐渐形成了专业化分工、数字化服务创新、跨国优势互补、协同整合等为特征的跨境电商服务供应链。阿里国际站、亚马逊、速卖通、shopee等B2C模式的跨境电商平台在跨境支付方面提供技术保障，并收取较低的手续费，以实现跨境电商业务的拓展。以便利的跨境支付为基础、以跨境电商等创新业务模式为手段，为各国打通国际市场、扩大出口销路、补足国内供应链短板提供了可行方案。
五、跨境支付安全性对供应链稳定的边际改进
（一）跨境支付安全性缓解金融制裁风险
国际金融制裁是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威胁。如果无法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制裁，寻求可替代的方案，供应链可能直接受到中断的冲击。统计数据显示，1950—2019年间，制裁总数从52次增加到257次，金融制裁的比例从12%增加到42%，且大多数制裁是由北美和欧洲国家针对亚洲和非洲国家实施的（Cipriani M et al.，2023）。在跨境支付方面的金融制裁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阻断被制裁对象的美元国际收付。例如，2014年VISA与万事达卡在未通知俄罗斯金融机构的情况下，停止对俄罗斯几家银行所发售的银行卡的支付服务，导致商户消费体系陷入临时瘫痪；二是阻止被制裁对象使用SWIFT系统。例如，2012年、2018年两次发动对伊朗的SWIFT制裁。在伊朗中央银行和伊朗金融机构被踢出SWIFT系统之后，伊朗损失了近一半的石油出口收入和30%的对外贸易收入。2022年美欧等国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SWIFT系统的信息系统中删除，给俄罗斯的跨境贸易造成了打击，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为了提升跨境支付安全性，防止金融制裁风险引发供应链中断，各国的发力重点主要在开发独立的跨境支付系统和发展央行数字货币（宋科等，2024）。一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致力于开发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统，或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独立的交易机制，以此确保在发生金融制裁的情况下还能够通过“备份渠道”进行必要的跨境支付，维持供应链稳定。例如，2019年，德、英、法三国就创建了与伊朗以欧元进行计价结算的机制——“贸易互换支持工具”（Instrument for Supporting Trade Exchanges，INSTEX），以此支持三国与伊朗之间的贸易。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制裁，俄罗斯利用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接管SWIFT系统的业务。截至2022年6月29日，已有70家外国金融机构接入俄央行开发的SPFS，包括来自中国、德国、瑞士、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23家外资银行。2015年，中国建成CIPS系统并正式投产运营，CIPS系统面世后，直接参与者可以通过CIPS专线发送报文和支付指令完成交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SWIFT系统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也有望发挥应对金融制裁的作用。央行数字货币基于区块链等技术保证交易的不可篡改性，在设计初期融合了加密货币和稳定币的技术概念。分布式账本技术能够实现跨境支付过程中信息流与资金流的统一传输，并不需要SWIFT系统作为额外的交易沟通渠道，因此规避了通过SWIFT进行金融制裁的可能性。例如，美国利用SWIFT发动制裁之后，俄罗斯加快了数字卢布的设计、开发和试点的进程。俄罗斯央行行长Elvira Nabiullina表示，数字卢布的推广使用将解决俄罗斯的银行被排除出SWIFT所产生的跨境支付难题，通过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支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美国对于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目前，俄罗斯央行已经完成个人钱包间数字货币交易测试，包括数字卢布的发行、向银行和公民开放数字钱包以及公民间转账等。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的数据显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各国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兴趣大幅增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央行数字货币在应对金融制裁、维护供应链稳定方面的潜力。
（二）跨境支付安全性抵御支付网络攻击
针对跨境支付网络的攻击是导致供应链不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实务中，由于跨境支付链条长、处理环节多，同时又跨地区、跨时区、跨系统，SWIFT支付指令信息在传输时很容易被黑客攻击，带来资金交割风险，时常出现汇款行追款的事件。例如，2015年1月，黑客攻击了厄瓜多尔南方银行，利用SWIFT系统转移了1200万美元；2015年年底，越南先锋商业股份银行也被曝出黑客攻击未遂案件；2016年2月，孟加拉国央行的SWIFT系统遭到攻击，损失8100万美元，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网络金融盗窃案，在业内引起巨大震动。有研究指出，孟加拉国SWIFT系统的网络拓扑结构设计存在巨大缺陷，SWIFT用户端计算机系统所在网络和其他计算机网络并未实现隔离，并且网络中缺乏防火墙设备，使得SWIFT用户端计算机系统十分容易被植入木马。木马植入成功后，该木马可实施监听转账交易、控制数据库、劫持打印机等关键操作，从而几乎操控了客户端所有的关键行动。
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能够发挥抵御支付网络攻击、维护供应链稳定的作用。2021年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连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宣布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Bridge），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底层技术为分布式账本技术，采用联盟链技术在去中心化与中心化间寻求平衡，既保障各国央行监管的职责履行又保护交易数据安全。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中，通过采用现代加密通信技术，所有交易进入后将被统一记录，记录的数据可追溯，有助于对资金实施监控、全面追踪，实现精准化、穿透式货币调控和宏观审慎监管，也有助于系统提升安全性。且具有交易数据、支付信息不可被截取、被篡改的特点，能够有效防范黑客网络攻击，减少对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系统的破坏，防范交易信息泄露。
六、政策建议
针对跨境支付体系与全球供应链稳定的现状和挑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CIPS等自主系统建设。优化CIPS服务质效和性能，依托CIPS系统加快跨境支付清算产品的创新，进一步提高系统处理效率、业务透明度等，构建更加高效、安全、便捷的人民币跨境清算结算体系，为开展更广泛的全球跨境支付和跨境金融业务奠定坚实基础。扩大加入CIPS系统的“朋友圈”，使用范围的拓展是提升跨境支付便捷性的重要一环，要充分发挥CIPS作为金融市场跨境互通和双向开放的基础设施作用，针对“一带一路”和RCEP等重点区域，扩大专线连接范围，鼓励更多中外资机构加入，不断扩大CIPS的服务覆盖面、提高CIPS辐射能力。加强系统的兼容性和拓展性，实现直接参与行与间接参与者以及企业之间的支付指令标准统一，支持信用证、保函、托收等各类国际结算工具。同时，要加强境内外清算风险管理，及时发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动情况，维护好外汇市场与金融市场稳定，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加强国际标准规范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跨境支付生态。要拓展跨境支付和供应链的使用范围，就必须让更多国家认可并参与到跨境业务系统中。目前来看，重新建立并推广一个完全兼容各国的系统是不现实的，更可行的是基于现有系统进行互操作性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标准规范方面的协调必不可少。要加强和主要贸易伙伴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合作，并形成典型模式进行推广，以区域合作带动洲际合作，最终促成更广泛的全球供应链贸易合作。同时，也要发挥我国经济体量大、贸易占比高、技术储备足的优势，积极参与到国际组织关于标准规范的制定中，在跨境支付标准的形成中争取话语权、占据主动权，减少对现有跨境支付系统乃至供应链业务系统的大规模改动，尽可能在保持供应链业务的延续性的基础上参与到国际跨境支付生态的建设中。
第三，积极稳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一方面，要密切跟踪国际法定数字货币的进展，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合作，与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协会、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和国外中央银行加强数字货币研发方面的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建立中国具有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央行数字货币国际性研究协会和推广联盟。要推进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数据、技术、报文等统一，提高系统兼容性，避免研究碎片化、孤岛化趋势。另一方面，建立相适应的央行数字货币监管体系。要将数字化手段应用于央行数字货币交易监管流程，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资料核验、风险预警等环节的效率，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变革监管流程，缩短监管链条，提高监管效能。建立安全的技术架构、加密通信和存储措施，以防范信息欺诈、数据泄露和黑客攻击等风险，提高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建立适合跨境支付创新的监管环境，通过促进数字化领域的国际监管协商，预先为跨境支付数字化创新提供合规指引，并通过监管沙盒等方式，及时发现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产品或功能的潜在风险，稳步提升跨境支付数字化水平，保障跨境金融业务安全稳健进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